从全龄周期视角考察不同社会群体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需求，已成为语言学回应国家重大需求、拓展学科内涵的前沿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要论断，为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范式革新与本土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上海正锚定“全龄友好型城市”的战略目标，积极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如何让城市不仅“听得见”孩童的欢笑，更能“读得懂”青年的拼搏，还能“容得下”老人的絮语？这不仅是城市规划的问题，更是语言学必须回应的时代命题，也是语言学服务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

从学科演进规律看，积极回应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结构嬗变，前瞻性开拓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关怀的研究领域，并以此为契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学术共同体实现范式跃升的重要路径。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发展全龄语言学（Lifespan Linguistics）正逢其时。建设全龄友好型城市，不仅需要硬件的更新改造，更需要在“软基建”上构建“全龄语言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回答“语言如何使晚年生活更幸福”“如何使青年少年发展更自由”“如何赋能所有年龄段的人群”等本质问题，并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融入研究和实践之中。

确立全龄语言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内核

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往往聚焦于儿童语言习得或成人语法，忽视了老年阶段的语言蚀失与维持，缺乏全龄语言学的整体视野。当前，我国已进入人口减量发展与中度老龄化交织的新阶段，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成为基本人口国情。语言学必须主动对接“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战略。个体语言能力的习得、保持、变化与衰退，是贯穿从胚胎期到生命终点的完整生命周期的复杂动态过程，也关系到全龄友好社会建设中不同年龄段人群对语言文字信息的差异化需求。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与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从全龄周期视角系统探究语言发展的连续机制、个体差异及其多维影响因素，考察不同社会群体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需求，已成为语言学回应国家重大需求、拓展学科内涵的前沿方向，对构建更加完善的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语言学是人学。”构建中国自主的全龄语言学知识体系，体现的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语言研究与实践观。该体系应以“全龄包容、动态适配、代际互惠”为核心价值，呼应“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的国家意志，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治理提供系统性的知识供给。

以全龄语言学支撑城市软实力建设

全龄友好城市的核心在于“环境适配、资源协同与代际实践”，这为语言学与城市规划学、公共管理学提供了天然的交叉融合地带。语言学可通过数据驱动的方法，建立“全龄多模态语料库”。例如，通过分析老年人在叙述中的词汇丰富度和句法复杂度，可以建立认知健康的“语言标记体系”；通过测评儿童在社区公共空间中的语用互动模式，可量化环境友好度的语用指标。这种基于真实数据的“语言画像”，能让城市规划者更精准地了解：哪里的老人需要更清晰的标识导览，哪里的社区需要更安静的代际交流空间。

同时，要聚焦“代际实践”，破解城市资源博弈中的沟通痛点。在全龄友好社区建设中，代际冲突往往源于话语隔阂。例如，在“时间银行”等互助养老模式中嵌入语言服务模块：一方面，向青年志愿者培训针对认知障碍老人的沟通策略，包括简化句法、复述确认等；另一方面，向老年人提供数字化语言工具培训，涵盖适老化界面语言、语音指令交互研发等内容。这有助于弥合“数字语言鸿沟”，推动从“养老”向“享老”的范式转换。此外，还可以提炼“孝道文化话语“”代际语用调适”等标识性概念，将中华优秀语言文化资源转化为促进个体全面发展的养分，进而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全龄语言治理话语体系。

以语言学创新服务人民城市建设

全龄语言学可以从多个维度助力上海全龄友好型城市建设。例如，可以将语言服务纳入“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标配。在养老照护、儿童养育等岗位培训中，增加“全龄沟通素养”提升内容；优化家庭语言规划、代际语言沟通、老年人口再就业中的语言技能重塑，以及全龄友好型社会语言文字工作等，能够有效回应“一老一小”双轮驱动的民生诉求。具体而言，祖辈参与育儿带来的代际语言输入差异、多子女家庭中同胞互动对语用发展的影响、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与读写能力发展，以及以中华优秀语言文化资源促进老年人认知心理健康等，均是值得深入开掘的方向。在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应高度关注老年人的语言交互需求。利用大语言模型开发沪语及普通话的语音助手，优化针对老年人的语音识别和引导话语，消除数字障碍。同时，警惕算法偏见，切实保障老年人的语言权利。

全龄语言学还倡导将生育期到学龄期视作语言资本积累的“黄金窗口”，推动妇幼保健、普惠托育与家庭语言指导深度融合，实施基于循证的家庭语言健康干预；结合人口学中的生命表技术与社会网络分析，可预测不同语言群体的活力变迁。此外，人口流动频繁与延迟退休政策要求劳动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保持语言竞争力。流动人口方言磨蚀、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以及老年人口再就业过程中的语言技能重塑，都是全龄语言学介入并提升人力资本效能的切入口。

人口结构变化是伴随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要进程，也为全龄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而迫切的课题。构建全龄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体现了语言学回应与人口结构变迁同频共振的学术自觉。上海作为我国老龄化与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超大城市之一，具备构建全龄友好型城市的制度优势、数字基础与人文积淀。一方面，上海可率先编制《全龄友好语言服务导则》，建立涵盖儿童语用发展、成人职业语言能力、老年语言康复与数字包容的多层级指标体系；另一方面，依托高校与科研机构，设立“全龄语言学与城市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推动多模态全龄语料库建设与干预实践，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方案”。

全龄语言学既回应了“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的国家意志，又为语言学从基础研究走向社会应用提供了战略支点，更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需求。

作者信息：黄立鹤，同济大学文科建设处副处长、长聘教授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2026年6月25日第5版